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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与瓷造就古代韶关工业辉煌
发布时间:2015/6/12  阅读次数:455  字体大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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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与瓷造就古代韶关工业辉煌

——韶关工业化发展历程系列报道之一

韶关日报记者 刘炎生 李迅 冯春华

  

编者按 韶关工业发展历史悠久,但是韶关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作为老工业基地,韶关曾经辉煌过,也曾经失落过。历史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现实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创新发展的路在何方?带着这些问题,韶关日报社从2014年开始与韶关市委党校等有关专家一起进行课题研究,并组织了专题采访。报社领导带领课题组深入工矿企业,走进机关部门,从古代韶关工业发展回顾、改革开放前韶关工业发展成就、改革开放初期韶关工业发展特点、生态发展区定位下工业转型升级和如何再创韶关工业新辉煌等多个角度切入,在史海中挖掘资料,从“老韶关”人那里了解情况,采访了我市有关负责人和相关领域的专家。本报今天起以“韶关工业化发展历程系列报道”的形式,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报道,希望能够对推进我市新型工业化发展有所裨益,给想了解韶关这段历史的读者提供参考。敬请垂注。

  

韶关是一座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韶关的工业发展可以溯源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期的青铜器就与粤北境内的乐昌有关;到了宋代,南雄梅关车水马龙,带来了白瓷业的勃兴,南雄白瓷曾以广东瓷为名出口于东南亚及欧美各国;而在翁源铁龙、曲江大宝山一带发现的宋代铜矿,又一再证明,当时韶州的采矿业和铸铜业、造币业均走在全国前列。

  

乐昌青铜器:文化融合,工业鼻祖

  

我国工业的发展史,与青铜器的生产密不可分。考古学上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称为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我国青铜器主要器物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它不仅是社会用具和生活用品,而且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文明成果,而用铜铸造钱币是当时人们对铜的高度崇拜。因此,我国古代青铜器,对人类文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粤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源于何时?韶关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何露对此颇有见地。他说,韶关古代工业的发展上溯于东周战国时期,从乐昌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明显可以看到东周时期广东青铜文化的特征。据考证,乐昌出土的青铜器,奠定了粤北在当时青铜文化中的地位。

  

记者在乐昌采访时,乐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带记者参观了当地出土的青铜器等文物。他们介绍说:距金鸡岭山脚西北方向约300米的坪石铁路工务段水泥厂所在地(大鬼头山),曾经多次出土青铜时期的器物。

  

1984年冬,民工在距乐昌水泥厂西北方向约500米的山岗坡地上挖出青铜剑一把(只存剑尖部分)。据考证,该剑通长18.3厘米,宽3.2厘米,中心厚度0.5厘米,脊棱微突。

  

1985年至1986年期间,乐昌水泥厂因扩建厂房,在办公室附近的坡地上先后发现青铜剑两件:一件长约40厘米;另一件只得到青铜剑的后半截,被民工砌入附墙底下,无法寻找。

  

1986年12月底,在距遗物点南约10米处,又发现青铜短剑、青铜矛各一件;短剑通长23.2厘米,宽2.5厘米,剑的柄端约1.5厘米处有一穿孔;铜矛通长12.1厘米,宽3.1厘米,两面有脊棱。柄长4.6厘米,矛身内空,椭圆形銎,柄侧有“鼻”。

  

该遗物点出土的器物,从陶器纹饰和青铜器的形制看,应属东周时期器物。可以说,从东周战国开始,粤北就引进了青铜器或有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

  

专家认为,韶关地区青铜文化与广东青铜时代文化相对应,考虑到其地域文化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可分为萌发期、前发展期和后发展期。

  

萌发期相当于夏商时期,代表性文化遗存有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石峡中文化层)、走马冈遗址、马蹄坪遗址、乐昌老虎头遗址第二组等;这些遗存的共同特征为发达的几何形印纹陶与多种多样的磨光石器共存,石器与青铜器并用,印纹陶器和磨光石器仍分别在生活和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

  

前发展期相当于西周末至战国早期,代表性文化遗址有石峡遗址第四期文化遗存(石峡下文化层)、乐昌对面山春秋墓、始兴旱头岭战国早期墓等,总体文化特征是以夔纹、云雷纹、方格纹组合印纹硬陶与少量磨光石器、青铜器共存,石器大量减少,出现越式青铜鼎等生活实用器。

  

后发展期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以始兴白石坪战国遗址(窖址)、乐昌对面山战国墓、曲江矮石战国墓为代表,以米字纹、重方格交叉纹为主要纹饰的陶器与青铜器共存,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及数量增加,文化成分上发生显著变化,楚文化的影响增强,印纹陶开始衰落,晚期出现了铁器。直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几次大规模移民从中原地区南下,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在客观上中断了岭南包括粤北地区自身特色的土著青铜文化的发展进程。

  

以青铜文化发达地区标准来衡量,韶关地区青铜文化始终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出土的青铜器多是兵器如钺、戈、镞(箭头)、匕首、剑、斧、矛,工具如刮刀(削)、鱼钩,乐器如铃、铙,生活器如鼎、带钩、勺等。这些都属于“小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土过一件让人肃然起敬的“大器”、“重器”,所以本地学术界对韶关青铜文化的评语是“小器的青铜时代”。

  

尽管这样,乐昌青铜器仍是韶关工业发展的鼻祖。这些小件的青铜器,依然向我们透露出当时岭南及粤北地区先民的许多生活、生产以及与中原地区交流、交往等方面的信息。

  

南雄窑白瓷:擦亮广货,销往海外

  

宋代是中国制瓷业发展的一个高潮期,而韶关南雄的白瓷则十分发达,不仅生产规模大,而且代表宋瓷出口到海外。有专家著文称,南雄大批宋瓷器以广东白瓷的名义,经广州远销世界各地。

  

南雄博物馆的一位同志向记者叙述了这样一件事:1982年冬天,南雄县乌迳镇新田村农民在雄信公路旁的丘陵坡地挖出了一个大型坟墓。出土器物有陶瓷器26件,其中陶器24件,青瓷碗2件。陶器有陶屋、陶作坊、陶井等,均完整无损,尤其陶作坊内主人舂米、喂猪等形象栩栩如生。青瓷碗二件,虽经过二千多年土埋水浸,器型基本完整,釉面残存部分,仍然晶莹透亮,青翠可爱。据有关部门鉴定,这些出土文物属汉代器物,并断定当地存在汉墓群。

  

谈到韶关古代制瓷业的发展,韶关文史专家苗仪说,我国的制瓷业到了宋朝就已相当发达,在北方有著名的定窑、汝窑、钧窑、邢窑、磁州窑、耀州窑等。宋室南渡以后,建都临安(今杭州),偏安江南,而北方因辽金混战,战火频仍,政局不稳,于是许多北方名窑的制瓷匠师,相继到南方另谋生计,这就使得北方瓷业一落千丈,而南方瓷业却飞速发展。

  

记者从苗仪拿出的相关资料中了解到,南雄发现宋代瓷窑有三处。一是距县城3公里,位于凌江河东岸的铺背窑;二是距县城5公里位于凌江河西岸,与铺背窑隔河相望的莲塘垇窑;三是位于县城浈江河南岸的水南窑。这三处窑场瓷片堆积甚为丰富,铺背窑址周围几百米范围内,瓷器残片和匣钵、垫饼、垫圈等窑具比比皆是,随手可得。这三处窑址都是建立在前靠河边背靠松林之处,既有便利的水运条件,又有丰富的燃烧原料,而且都在南雄县城附近,有利于瓷器集散交易。在当时,凌江、浈江两条河流均可通航,运输船只畅通无阻。

  

据考证:当时南雄三处窑场的窑口起码有10座以上,每年瓷器产量至少有几十万件。因为交通的便利,再加上宋代南雄瓷窑质量好,产量大,因此大多南下销往广州和海外。据有关资料显示,浈江到韶关的航程约100多公里,10吨以上的木帆船可以顺利运达。而韶关至广州有北江水路通行,航程约300公里,大船也可以通行。按当时的水运条件,如果由南雄窑场把白瓷装上船,顺流南下,只需三天左右的时间就可到达广州。像这样运量大、航行时间短、费用低廉的优越运输条件,就是南方各省的窑场,亦不多见。

  

据1982年我国出版的《中国陶瓷史》载:“文莱在加里曼丹岛北部,与马来西亚沙捞越接壤,这里出土12-14世纪中国瓷器碎片,宋代瓷片有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刻花青白瓷。”《中国陶瓷史》所指的“广东沿海的刻花青白瓷”,其实就是南雄窑的宋代刻花白瓷钵,因为这种器物,国内其他窑口很少发现。东南亚诸国盛产香药和香料,是当年和中国贸易的主要商品。这种刻花白瓷钵,胎体厚实,造型小巧,花纹清晰,釉色明亮,内壁无釉,很适合研磨香药或香料之用。因此,南雄窑生产这种产品出口,是适应国外市场需要的。

  

那么,南雄白瓷业从兴到衰的原因是什么呢?苗仪说,南雄瓷业的衰落主要原因是战乱。公元1275年,元兵乘胜大举进攻南越,攻打韶州,此时粤北陷于一片战乱。南雄是广东北大门,瓷窑因兵火日渐倒闭,最后无一幸存。

  

大宝山铜冶炼:首创炼铜,宋代丰碑

  

大宝山在宋代是我国铜矿的主产区,最高时期产量达到全国的80%。当时官府在韶州成立了永通钱监,铸造钱币“皇佑元宝”等。据考证,著名的“胆铜法”炼铜就是在这里首创的,这一炼铜法比西方的铜冶炼技术要早600多年。宋朝苏东坡在《月华寺》一诗中写道:“坑流窟发钱涌地,暮施百镒朝千锾。”可见当时大宝山炼铜业和造币业已高度发达。

  

韶关市史专家梁观福对记者说,粤北经济的腾飞,以矿业崛起为支柱。粤北矿业开发较早,在唐代,桂阳(今连阳一带)发现有大量的银、铁贮藏。曲江、阳山等地也有金、铜、铁矿山。到了宋代,矿冶业更加发达了,各种冶炼场几乎遍布粤北各县。

  

《宋史·地理志》说:曲江有灵溪等三银场和中子铜场;翁源有大湖银场、大富铅场;乐昌有黄坑等两银场、太平铅场;仁化有大众、多田两铁场和多宝铅场;桂阳有同官银场;阳山有铜坑、锡场;英州有钟洞银场、孔平铜场;含光有贤德等三个银场。这说明至宋代,粤北矿藏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利用,盛极之时约在公元1023年至1116年间。其开采规模和冶炼技术,均为全国铜冶炼业中的佼佼者。可惜的是,至明成化年间(1465年)这一工场被废弃,前后大约经历了四五百年。

  

大宝山是个避暑的好地方。初夏进入大宝山,尽管外面天气炎热,但这里依然凉风习习。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建华是一位热情爽朗的人,几十年来,他在大宝山创业打拼,见证了大宝山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同时他对大宝山上千年的铜冶炼史也颇有研究,谈起这方面的情况如数家珍。

  

黄建华说,据史料记载,约在公元999年,这里便兴起了胆水炼铜工业,当时叫做岑水铜场。最盛时约有工匠十多万人,年产铜达百万斤,宋朝在韶州办了一个永通监铸币厂,用岑水铜场的铜铸造铜钱,产量约占全国的30%左右。

  

《韶州府志》记载:“岑水——胆矾水(硫酸铜溶液),又名铜水。郡(韶州)南七十里,源出翁源县羊径山,分二派,一西流经县南入溱水(今北江),一南流入江镇水(《大清统一志》)。宋初置场采铜,曰岑水铜场,谓水能浸生铁咸铜,又出生、熟胆矾。役民采之,岁以充贡,取之极难,丁壮苦之。明成化元年,都御史韩雍革去(旧志)”。又载:“岑水,羊迳两崖对峙,水流其中,凡二十余里,其水可浸铁为铜,性极腥恶,所过砂石皆赭,不生鱼鳖,尤害禾稼,与曲江胆矾水同源而异派者(通志)。”

  

大宝山矿区东南有个凡洞村,凡洞村有条凡洞河,河的一条支流叫青水河,源出宝山,长年流水,每天流量变化在1000至1500立方米之间,PH值在4.5-5.5之间,属酸性水,还有少量放射性元素。大宝山西南侧北寨山一带的小溪,PH值也很高,同属酸性水。这些支流均汇集凡洞河,便形成了《韶州府志》所描述凡洞河“砂石皆赭,不生鱼鳖”的景象。

  

记者问黄建华:“《韶州府志》记载的胆水浸铜似应属于湿法产铜方法,那么,要将铜提纯和制成铜钱,还有什么别的冶炼方法?”

  

黄建华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给我们吟咏了苏东坡由赣州经韶州到清远时作的一首诗——《月华寺》:“天公胡为不自怜,结土融石为铜山。万人采斫富媪泣,只有全帛资豪奸……高岩夜吐金碧气,晓得异石青烂斑。坑流窟发钱涌地,暮施百镒朝千锾……”吟罢,黄建华告诉记者,这首诗收在《苏东坡集后集》中,诗前有题注:寺邻岑水场,施者皆坑户也,百年间盖三焚矣。

  

黄建华说,诗里说铜矿在山上,用“结土”(胆土)和“融石”(铜矿石)炼铜,炼铜炉设在高岩下,炉火高烛,金碧辉煌,描述了火法炼铜“高岩夜吐金碧气,晓得异石青烂斑”的壮丽景观;诗中还用“坑流窟发钱涌地,暮施百镒朝千锾”两句,描述了开挖窟穴,修筑坑道,把胆水引出浸铁为铜,产量达“百镒千锾”。古代二十两叫一镒,六两叫一锾,形容产量可观。苏东坡一首《月华诗》用诗的语言和画的意境,描述了宋代大宝山炼铜的真实景况,确实不可多得。

  

《曲江县志》载:“月华寺在城(今韶关市)南一百里”。现在乌石蒙浬北江岸上还有一座长约50米、宽约20米的古寺庙建筑,叫月华寺,人们在当年断壁残垣的基础上进行了修复,重振佛事。附近的王大富山也还有青砖、瓦片等古建筑遗迹。可以推断,苏东坡当年曾到过这座月华寺游览,后到铁龙龙集铁屎坪和“铜山”(大宝山)观光,目睹了岑水铜场之盛况,因而感慨挥毫赋诗。

  

黄建华向记者介绍:在宋朝,朝廷为了曲江一个铜矿,专门设了一个县,这个县当时叫“建福县”,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历朝历代是罕有的。据传建福县历经了90多年历史。《曲江县志》转引《宋国朝会要》和《宋史》的记载:“咸平二年(999年)徒治岑水场善政坊。又崇宁年间(1102至1106年)乞升岑水场作县,拨廉平、福建两乡及翁源太平乡隶焉”。“宣和三年以岑水场折曲江及翁源地置建福县”。

  

建国后,大宝山矿区还保留大量古代采冶的遗迹,突出的有老窿、炼渣和古墓葬遗物。矿区老窿星罗棋布,纵横交错,705地质队勘探的一份总结报告称,“可见者达400多个,形式上有圆井、方井、斜巷、平巷等”。由于大宝山是个多金属硫化矿床,伞铁矿岩长期受地下水溶蚀分离,再沉淀,在老窿四壁生成了许多新的铁沉积物,有的“铁钟乳”、“铁笋”长达30余厘米,足见老窿开挖年代久远。1960年,由地质部直接领导的矿区综合研究大队,以大宝山矿床为重点,在500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矿床普查勘探,除大宝山外,未发现其它地方有古代采矿老窿;除凉桥有铁矿点外,也未发现其它地方有价值的金属矿化点,可见岑水铜场的矿石源出大宝山。

  

1976年,大宝山矿挖掘出大量铜钱,还发现了宋代冶炼铜的炉子、古坑木(即坑道支撑木)等,经中科院同位素测定,这些古坑木至今有1070年之久。而矿区分布的古炼渣更为广泛。多为零星平滩散布或堆积成小锥形,较集中的多为连续起伏之小丘,已查明矿区古炼渣分布面积达0.19平方公里,储量达138万吨。据大宝山矿地测处的同志反映,曾在个别炼渣中发观没有烧完的木炭残迹;在炉砖中粘附着一些炼渣,从炼渣的结构看,说明是以提取铜为目的的火法炼渣。炼渣中含重金属品位约在1%以下,目前有色金属火法炼渣重金属含量一般也在0.5%左右,这说明当时的冶炼术已达到相当水平。

  

地方文史专家对大宝山的铜冶炼技术,一直没有停止过研究和考察。《古韶州岑水铜场史实初考》(刘业程著)、《古韶州岑水铜场历史续考兼论胜铜法大兴于唐代》(刘业程著)、《大宝山与岑水铜场》(刘业程、朱福泰著)、《广东韶关宋代岑水铜场遗址调查报告》(宋会群著)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和考究了大宝山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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